在《中国青年报》收录的120张周总理的经典照片中，有这样一张留影格外醒目，照片的背景是金色的沙滩和高大的椰子树，透过画面，仿佛还能嗅到海水蒸腾的淡淡咸味、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，这是1960年2月的海南岛。

那么照片中的主人公有谁呢？最右边的是周总理，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目光眺望着远方；最左边的是邓大姐，穿着上衣是黑边的针织外套，配上黑色的长裤，黑色的皮鞋，一贯质朴的美丽，她的左臂还挽着一个人，但这个人却不是她的丈夫，而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。

这个神秘的外国女人是谁呢？为什么可以如此亲密地站在周总理夫妇的中间，在她的身上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？

前半生赌一场苏联革命，后半生追一次赴华冒险

1925年秋，一辆列车飞快地穿过西伯利亚平原，车外大雨滂沱，车内又湿又冷，车厢里坐着一位金发碧眼、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士，她拉了拉自己的大衣，想要阻止一部分冷空气的入侵。

此行她的目的，是要代表苏联前往中国演讲，并亲眼见一见那个她前半生从未踏入过的神秘而古老的土地，她相信这必然会是一次异常奇妙的“冒险之旅”。

这个初来乍到的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美籍著名新闻记者——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。

10天后她到达了北京，她的一位在此地的俄国朋友劝她快快离开，这里流民四窜、饿殍遍地，没有一处不让人觉得凄凉和失望，但她却不这么认为。

她不是奔着繁华的都市而来，吸引她的是这里拥有全国50%的大学生，她的演讲受到推崇，俄国革命的火种散播四方，使她倍感自豪。

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里动情地号召着青年人，吸引了一位故人的驻足——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范尼。斯特朗热情地拥抱着范尼：

“范尼姐姐，好久不见，格外想你，我打算在这多待些天，正好也可以常常见到你”

范尼敲了敲她的脑袋说：“我丈夫正在给国民党政府的那些高管们当顾问，他常对我说，北方这里军阀割据、混乱不堪，广州那里啊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你们当记者的，可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才是！”

范尼的话立即勾起了斯特朗强烈的好奇心，听着范尼滔滔不绝地讲着很多她闻所未闻的事，斯特朗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恨不得立马就要提着箱子奔去广州。

到了广州，宋庆龄一行人热情地接待了她，安排了她的落脚处，还向她介绍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以及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等人。在这里，她果真找到了很多值得动笔的好题材，也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中国朋友…

斯特朗第一次来中国，是在她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，前四十年这个地方从来只出现在她所看的书册中，而后半生这里却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在广州的经历留给了她很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她先后六次来到中国，并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浑厚的黄土地…

一支新型的军队，人类的五分之一

回国后，斯特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在报纸上，然而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开始荣登着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，《亚细亚》报、《纽约先驱论坛》杂志、《环视》、《大西洋》等报刊上随处可见她发表的文章，她在苏联和中国的见闻受到了广大读者热烈的反响。

这更坚定了斯特朗第二次前去中国的信心，她满怀期待地幻想着等她下火车的那一刻，也许还会有朋友为她献上一束鲜花，迎接她的到来，可是下了车，她的心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不是她想要看到的景象…

1927年在上海的街头，她看到了共产党人跪在刑场上，国民党的刽子手挥刀斩下了他们的头颅，鲜血染红了夕阳;在扬子江畔，她看到共产党的战士和敌人浴血奋战、尸横遍野；她和鲍罗廷一道历尽艰险、横穿荒漠，到达蒙古勘察民情。

深夜，在乌兰巴托帐篷里点着油灯下，她怀着沉重的心情翻开日记，想要记录下她这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，可是紧握着笔的手拿起又放下，还是没能落下一个字。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合上了笔记。

唉~果然还是写不出。

这一次的中国之行让她的心在滴血，她发现自己之前对这里的认知，竟还是太过浅薄……

可是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，于是固执地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着前行。终于，当她抵达湖南农村，见到正在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之后，她寻见了那寸星星之火。

与毛泽东进行交谈后，她惊讶地说，自己感受到了“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崭新力量的威力”。

她认为：

“农民的行动是好的，是合理的，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，才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！”

回国之后她挥笔写下：

“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，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”

只要中国人民的信仰不倒，中华民族的防御围墙就永远固若金汤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，就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武器！

1937年，斯特朗第3次来到中国，此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生死攸关时刻，在来华前她一直密切关注着斯诺对于红军长征、西安事变的报道，这使她的内心翻江倒海。

这次她来，是带着明确的目标，她将目光锁定在了共产党上。

华北战场上，斯特朗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激烈的炮火之间，冲在每一场战役的最前线，哪里有流血哪里就有斯特朗。在这里她结识了朱德、贺龙等人，并且与周恩来以及他的夫人邓颖超进行了倾心的交谈。

斯特朗认为现在参与这场革命的人民占全球人口的1/5，这是一次光荣而伟大的人民战争，而她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就是要向世界宣告：

中国抗战必胜，法西斯必将走向灭亡！

周恩来26页长文重托，斯特朗在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

前方为抵御日军还在流血牺牲，后方的分裂势力已经蠢蠢欲动。当1940年斯特朗第四次来华时，她亲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

那时她前去重庆采访周恩来，两人进行过几次深夜长谈，周总理向她介绍，蒋介石的军队正不断挑起和共产党的冲突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但又特意嘱托：

“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，要等我捎信给你，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，我们不希望过早地进入直接冲突而加剧摩擦。”

会谈结束时，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很多重要的文件亲手交到了斯特朗手上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任与托付啊？

斯特朗了解兹事体大，默默记下好友的重托，然而在返回美国的航班上，广播中提及了皖南事变的新闻，斯特朗倍感震惊之余，一封来自马尼拉的匿名航空信件提示她：

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。

飞机一着陆，斯特朗立即直奔到北美报业联盟，可是辗转多家报社，他们都以不发表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消息，果断地拒绝了，于是百般无奈之下，斯特朗只能找到一位在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工作的好友，以他的名义发表才蒙混过关。

这篇报道的效果立竿见影，甚至引起罗斯福总统的重视，碰巧当时美国也是处在反日阵营，可不能让蒋介石毁了他的好棋，于是他立马向国民党政权发出警告，侧面给国民党施压，为中共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。

“一只纸老虎”席卷海外，归华之路一走十几年

第5次来华访问，是斯特朗一生中最觉光荣的。她抵达延安，见到了很多革命领袖，尤其让她激动的是，毛泽东也在这里。

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，她说：

“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，整个下午直到日落，远处的群山历历在望，他穿的是普通的深蓝色棉布服，但比别人的要整洁一些，保护得要好些，他的态度安详而和蔼，他的话含义非常丰富，他的脸常常笑逐颜开，显出明朗的神色，但是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。”

虽然只在延安待了半年，但这段时光仍让晚年的斯特朗感叹：

“我们在延安的窑洞里，那里既没有富贵荣华的享受，也没有安适的生活，可是那里却有勇于进取、深思熟虑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民在那里，我的心扉也给敞开了。”

我想，如果不是那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打断，斯特朗可能真的愿意一辈子留在延安。1947年胡宗南的部队压近，为了确保斯特朗的安全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强制要求她回国避难。

毛泽东说：

“你必须离开这里，否则你会走不了，你不能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，但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，你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，等到我们联系的时候你可以回来。”

2月14日，斯特朗再往延安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，恋恋不舍地登上了美军观察组的飞机；3月11日，国民党的轰炸机对延安实行了长达7天的持续轰炸，斯特朗心目中的伊甸园被夷为平地。

斯特朗揣着这份信念回国，并撰写了许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，其中最出色的就是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著名论断。

毛泽东告诉她说：

“你可以说，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，他就是一只铁老虎；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，这，就是他正在做的事，他就是纸老虎，雨水会把他冲掉。”

这个伟大的观点，就是因为斯特朗的努力，才得以名震中外！

1948年的9月，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，斯特朗激动万分，开始准备动身回到中国，但她一趟，却整整走了十年才到。这是为何？

原来当时中苏关系破裂，苏联为阻止她便进行逮捕；后又以间谍罪名，将她驱逐出境，直到三年之后她才获得美国的出境签证。1958年，72岁的斯特朗终于重回北京，她不愿重蹈覆辙、忍受这份离别之苦，于是她决定——再也不走了。

回到日夜思念的中国，她心中感慨万千，当见到第一位访问她的中国记者时，她激动地说：

“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10年来我一直希望回到中国，而今天，我又看到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，看到了他们所创造的举世无双的惊人奇迹！”

她八十五岁的生命，三分之一在中国

斯特朗和中共领导人们感情深厚，大家的关系属于很随性、言无禁忌的那种，譬如在斯特朗的生日宴上毛泽东就开玩笑说：

“你看朱德，他在这里已经过了好几个冬天了，他和蒋介石同岁，但是蒋的头发全白了，而朱德的白头发却很少。”

斯特朗还较真起来：

“但蒋在南京过得舒舒服服，而朱德是住在窑洞里。”

毛泽东还反驳了她。

“我不相信蒋在南京真过得那么舒服”

在与这些共产党的领袖相处的过程中，斯特朗啧啧称赞：

“他们是些头脑敏锐、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。”

至于斯特朗对周总理的感情，是很崇拜的那种，类似于现在的追星迷妹。

她经常和周恩来、朱德一起推牌九，有一次周恩来从南京回来，她又邀请周恩来一起打牌，但是周说：稍后即来。其实是婉拒，因为当时马歇尔的事情实在是让周总理非常头疼。

可是斯特朗不明所以，请了两次都没请来人。于是她一路小跑到枣园，越过门卫直接进了会议室，当时中共委员都在，个个瞠目结舌地望着她。

周恩来把她拽了出来后，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，斯特朗回来后哭着对她当时的秘书李敦白说：

“他训了我一顿，他真的训了我一顿！”

一个老太太被周总理训地哭鼻子，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，实在可爱。

1958年斯特朗被邀请去北京饭店举办的除夕舞会，当时斯特朗先别人跳了一会儿，借口累了，想去楼上房间休息，可是当助理告诉她周总理到了，她立马就活蹦乱跳起来。

周总理缓步走到斯特朗的旁边，背手、弯腰，非常绅士地邀请她跳舞，斯特朗内心纠结极了，因为曲子的节拍快，她已经73岁了，心里没把握能不能跟得上，但又不愿意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在800多人面前跳了。

回来后她非常的高兴，逢人就说：“我是今年第一个和周恩来跳舞的人！”

深夜一点多钟回到房间时，她给自己的朋友们写密密麻麻的信，还是在说这件事。

晚年大家都十分重视她的寿辰，在她80岁生日时，收到了两张贺卡，一张是毛主席送的，一张是周总理送的。中央还特地包下一架专机，拉着她到上海锦江饭店庆祝，斯特朗可以说是被宠成了小公主。

其实，斯特朗是一个双面性格的人，尽管有些人觉得她的脾气火爆、生人勿进，但她有无畏的勇气、坚韧的性格、虔诚的信仰和永远旺盛的生命力。

她的一生从来都将民族大义摆在第一位，常常捐钱去支持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，还资助越南的民族解放，可她自己却是省吃俭用，衣服补了又补。

她在中国定居的12年，走遍了中国的山川河海，尽管身体已经日渐枯竭，仍不辍笔耕。1970年3月29日，斯特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长眠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，她已经了无遗憾了。

邓颖超同志说：

“斯特朗生于美国、死于中国，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，又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。”

近半个世纪来，斯特朗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、肝胆相照，中国人民缅怀她的伟大功绩，永远怀念她。

1940年，她带着周恩来委托的26页纸，在前往美国的飞机上做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由此改变整个共产党乃至全中国人的命运；

18年后，她握着毛主席的手，说：“中国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”。

这就是斯特朗与中国的缘分，深情厚谊，何其动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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