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99年1月2日到招商
银行
报到算起，我在招行工作了14年零5个月。回顾这近15年的时间，我们有幸置身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
，实现了银行
规模、效益的高增长。招行的辉煌与荣耀，是全行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。
2013年，从招行退休后，在公益和金融交叉的点上，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：公益金融。而今，我们应了解全球发展
趋势，抓住机遇，大胆创新和转型，走在世界前列。我深信，这是未来中国公益发展的趋势。
马蔚华
1949年6月出生于辽宁锦州，现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、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。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招商
银行行长、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、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局长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、计划资金司副司长。著名的英国《银行家》杂志将他列为全球银行界“2004年度希望之星”，他被誉为“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”。
口述时间
2019年12月29日
口述地点
深圳市国际创新中心国际公益学院
本期采写
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何懿霖
壹

我亲眼见证了海南发展银行（下简称“海发行”）的由盛至衰，由此深刻意识到，风险是银行家永远不能踩碰的地雷。
恢复高考，踏入大学
我出生于辽宁锦州。1968年，我高中毕业，跟随时代步伐，我扛起行囊来到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长兴店公社状元堡插队。
在农村生活，我凭借着不错的文笔成为一名报道员，主要负责报道当地一些感人事迹。下乡四年后，我参加了招工考试，成功被录取，回到城里，成为锦州铁路局大虎山工务段的一名工人。
当铁路工人很艰苦。那时我们每天维护一段铁路，为了不影响铁路运行，我们必须赶时间，有时早上5点就开始上班了，而且沿线没有食堂，我们只能在工区拿个饭盒，加点咸菜凑合着吃了。尽管辛苦，但当我穿上铁路制服时，还是倍感自豪。工人是一个集体，我是集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团结协作，这是做铁路工人给予我的东西：责任感和纪律性。
1977年，我国恢复高考制度，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还在铁路上作业，放下工具，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，在一片欢呼中，我感觉到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凭着良好的知识基础，我参加了高考，次年，我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。
经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例银行倒闭案
1982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辽宁省计委工作，先后担任副处长和副秘书长。1985年6月，我被抽调到辽宁省委办公厅担任处级秘书。不久，我又随领导调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。

在安徽，我有机会跟随省领导先后去过全省60多个县。1986年夏天，长江、淮河发大水，我们不分昼夜观察实情，时刻准备着下到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。正是这两年感慨良多的经历，让我对社会实际情况有了直观的感受。
1988年，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、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。在人民银行任职期间，我参与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运行、调控的一些工作，见证了中国银行业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变革。
宏观经济的每一个政策，都会影响微观，在央行工作、在计划资金司从事货币政策工作，是我非常宝贵的经历。所以后来我去招商银行，依然持有这样的信念：不知宏观者，无以处理微观；不知未来者，无以评判当下；不知世界者，无以理解中国。
1992年，我前往海南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、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，一直至1999年。在海南期间，有两件事丰富了我的人生履历，一是受命解决海发行破产清理工作，另一件事就是用了4年时间攻读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。海发行是新中国首个被关闭的银行，1988年春节过后，由于海发行信用度的降低，其营业网点发生了严重的挤兑现象。这种信用危机的爆发始于海发行收购兼并海南省多家城市信用社。我亲眼见证了海发行的由盛至衰，由此深刻意识到，风险是银行家永远不能踩碰的地雷。

贰
如果未来要让招行能经得起风险的冲击，我们需要设计出符合招行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初到招行收到两份“见面礼”
1999年，我申请调来深圳的招商银行（下简称“招行”）。刚到招行时，招行不大，且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，银行的不良率很高，几乎是两位数。
当时招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离岸业务占比重较大，但当时离岸业务不是很规范。而且亚洲金融危机以后，许多股权投资的项目出现流动性问题，这导致离岸资产也出现流动性问题，很多离岸资产变成不良资产。
在我到招行报到的第一个礼拜，中国人民银行就准备要求停止离岸业务。当时招行的离岸规模在国内是最大的，多达15亿美元。我们非常紧张，如果停止离岸业务的消息让离岸存款户知道，肯定会发生挤兑现象，需要外币兑付而我们手头没有。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我当即跟央行领导报告希望消息最好不要扩散并能有一定准备时间。
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银行就会夭折。作为候任行长，我马上开始处理这件事。我们通过多种举措积极应对，终于，这场危机在我们的努力下化解了。后来离岸业务并未停止，但也逐渐变得规范起来。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1999年3月，在董事会开会之前的一天，招行沈阳分行出现人民币挤兑。这是因为海发行的关闭引起社会对股份制银行的不信任，沈阳市工商局一干部到海南出差，听说我调到招行，他误以为招行出问题了， 因其特殊身份，他提取存款时，带动不少人盲从，遂引发沈阳分行的挤兑事件。


处理流动性风险，我们还是有经验的。当时央行给我再贷款的支持，当地政府也帮助我们维持秩序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支付，你来提款嘛，我就给你钱，而且把钱摞得高高的。
经过九天九夜，挤兑危机终于过去。这是我刚来招行收到的两个“见面礼”，这两个流动性风险都是银行的大忌，足以让银行出现更大的问题。尽管我们战胜了流动性风险，但是这两次风险给我很多启发：银行就像人一样，如果其体魄健康，可能经得起冲击，但如果银行本身不健康，有很多不良资产或者管理薄弱，那便容易被打倒。如果未来，我们要让招行将来能经得起风险的冲击，我们需要设计出符合招行健康发展的道路。
另辟蹊径，开发零售业务
上世纪九十年代时，中国金融业共性是：银行同质化竞争，均以批发业务为主，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90%以上，且以大客户及利差收入为主。招行另辟蹊径，开发零售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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