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由卞孝萱先生口述、赵益教授整理的《冬青老人口述》一书，终于在凤凰出版社出版。开卷观览，我们不仅能够感知书中所展示出的为历史风烟所遮蔽的蔚秀学林，而且通过了解叙述者与学林诸公之间的交游往还，可以勾勒出卞氏一生的治学成才之路。学林的蔚然深秀滋养了卞先生这株“冬青之树”，全书内容皆出于耳闻目见，故能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
高二适为卞孝萱之母题句 选自《冬青老人口述》
“轻松之漫谈”
卞孝萱（1924—2009），江苏扬州人，谱名敬堂，晚号冬青老人。卞先生之号，取自唐人刘禹锡《赠乐天》诗中“在人虽晚达，于树似冬青”两句。据整理者赵益教授所言，2006年春，卞先生召邀门下诸生围坐其冬青书屋中，为之讲授有关耆宿师长、家世渊源、友朋时彦等掌故见闻。讲述共进行九次，录音整理成文后，部分经由先生本人审阅，并修订补阙，后经由整理者厘定，分为“师长学行”“旧家往事”“诗人丛谈”“耆老杂纪”“维扬才俊”“友朋摭忆”“书林漫识”等七部分。卞先生在“缘起”中提到，黄曾樾、钱钟书二人分别将他们所聆听到的陈衍（石遗）的谈话记录为《谈艺录》《石语》二书，而此《口述》即仿其意为之。这些记录不同于官样文章或是学术论著，而是轻松的漫谈，类似旧人的笔记琐谈，因只记与自身相关的内容，所以颇近于陆游《家世旧闻》一类书。

但《口述》一书与前贤的同类型撰著是有明显区别的。全书以人为目展开讲述，所涉人物众多，却能做到漫而不散，重点突出。卞孝萱先生晚年已是蜚声文史学界的大家，而其所述侧重师长友朋、乡梓家族，分明有明其渊源、彰其传承的用意。故而对自身学术生涯影响越大的，讲述得越详备。例如“范文澜”部分，体量竟达全书六分之一强。其他所及诸公，也多是述者亲身交往之人。若将之依年代排比，前后大致可以衔接无间，据此能得卞先生生平交游之编年简表。
卞先生将所忆及的旧闻掌故讲述出来，并非如旧人那般“以资谈谑”，他对于所述对象，往往抱有敬仰或赏识的态度。如对于金毓黻的“心病”以及后来的自戕行为、对于柳诒徵厚待蔡尚思，述者的叙述都饱含温情。又如讲到章士钊之母姓刘，母殁之后，章太炎建议他以“无卯”为笔名。“刘（劉）”字去卯则为“钊（釗）”，痛悼之外复含情趣，可见时人精神风貌。这些细碎而有意味之事在书中俯拾皆是，尘封的故事正因以“漫谈”的方式出之，而能显得鲜活丰满。
因事见人与学行并重
《口述》一书较之同类型记述，在具有翔实、鲜活、可读诸特点的同时，隐然有一个框架或体系。简言之，就是以人为目，因事见人，由行及学，学行兼论。他曾协助范文澜撰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又曾为章士钊校订《柳文指要》，与金毓黻结识是因为民国碑传文献的裒辑编订，而与匡亚明的往还则集中于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的撰写和审稿工作。关于这些旧事，该书首次披露了不少外人罕知的细节，如范文澜为卞先生手稿改错字，章士钊向周恩来写信表彰卞先生的校订功劳等。而更重要的是卞先生对诸位师长学术成就的思考与评骘。他认为“新式的人当中，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”，而评金毓黻虽通“理学、文学、小学、史学”，但“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峰”。同时卞先生赞叹史学家金氏的文学修养，认为现今史学界研究者于此点是缺乏的。这些归纳与对比，读者自可体会、思考。

卞氏论人叙事，往往将人、事、学三者合而叙述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实则有所构思，那就是对传主行谊与其学术品格内在关联性的重视。如书中提到的高二适，是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，尤擅草书，曾受业于章士钊。高氏扬名，主要缘于1965年的“兰亭论辩”。他曾撰写两篇文章与郭沫若论辩，卞孝萱先生对于此事津津乐道，特地指出这次论辩的政治背景，与之前的“《胡笳十八拍》论争”已颇有不同，高二适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应载入史册，大书特书。卞先生称高二适为“书呆子”，“傻乎乎地”，实际上是对他坚持真理的肯定和赞赏。对于高氏的书法成就，卞先生反而并未多加品评，只说其能“把自己的意思化到字里面”，但同时又说道：“书法不是靠写出来的，还要靠除了书法以外的事，比如学问、气魄等等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卞先生心目中，学问与品行是有着莫大关联的。卞先生曾参与了前一次的“《胡笳十八拍》论争”，其所撰《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》曾深受学界重视。
等到若干年后的第二次论争，卞先生虽因听从范文澜的劝阻而未能撰文发声，但他终因学者的耿直性格而不肯盲从，故而对高氏之举感同身受。
这种学、行兼顾的讲述方式贯穿于卞先生全部的口述稿中。小者如“诗人丛谈”中“钱冒双雄”一节，讲到钱钟书、冒效鲁二人虽诗学主张、学术观点迥异，但不党同伐异，作意气之争，一生保持纯洁而高贵的交谊，卞先生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又如他饶有兴味地解释师长范文澜的“天圆地方说”“二冷主义”，传颂老一辈学者这种不与世俯仰、壁立千仞而踏实勤勉的人品和学风，都是有为而发，深有现实意义。《口述》一书于范文澜着墨最多，自有其缘故在。所以卞先生在口述中赞扬范氏批判斯大林，而且能深刻理解范氏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讲述隋炀帝、唐太宗故实的良苦用心。相较于范的婞直坚贞，某些学者的大节少亏、心性不定就显得低了个档次。当然，卞先生的本意并非扬此抑彼，但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自能把握那条评骘的准绳。卞氏的闲谈碎语并非虚发，知言者自能领悟之。


“闲话”的学术品格
卞先生中学毕业之后便入职银行，其终能在文史研究领域建树卓然，自离不开学界名流的襄助提携。耆老师友们对卞先生学术上的启发，在其口述中多有呈现。比如对于范文澜“专、通、坚、虚”的学术经验总结，卞先生不厌其烦地详为解说。又如讲到章士钊在撰写《柳文指要》过程中，命卞为之蒐集材料。卞先生借此机会熟悉了卷帙浩繁的《册府元龟》，发现并订正了陈寅恪关于唐人小说《辛平公上仙》的若干错误认识。因此《口述》一书颇能为我们提供卞孝萱学术论著的相关背景知识。弥足珍贵的是，八十余岁仍勤于著述的卞先生在口述掌故旧闻时，不时为我们提供文史方面的卓见胜解。有些承自前修，有些是自己的独见。例如提到范文澜《水经注写景文钞》时，提出“柳的山水记，仿效的是《水经注》”。讲到“甲午三诗人”时，提出汪辟疆抬高江西派是因其诗作本属江西体。
讲到搜集材料方面的经验时，提示要重视油印本等等。零金碎玉，咳唾成珠，不一而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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